可以说，市场经济体制无论是建设还是完善，至今仍属行百里者半九十，走完最后十里，功夫在诗外，要靠全面改革。
要处理经济增长的趋势性下降，解决之道只能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主要依靠海量生产要素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但是，目前的转移支付制度很不规范。
这个源头在哪里呢？最重要的就是行政审批制。现在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要进行的改革千头万绪，决不能事无巨细，四面出击。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利率市场化今年已经迈出步伐，虽然步幅很小，但是这个方向值得继续。邓小平1986年讲过，"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2000年，尉健行任中纪委书记时，吸收了学界关于"寻租"问题的研究成果，提出来腐败要从源头上根本治理。今年，整个环境好像有这样的苗头，信贷增长速度加快，信用膨胀趋势明显。原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去年曾建言，划拨30%-50%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银行、国有保险资产到社保基金。
不过，基于现实考虑，民营企业更盼望的是允许他们投资、参股或控股国有企业的投资项目，包括在部分国有垄断领域。经济改革总体上是更市场化的方向，之前几年国进民退局面会有所扭转。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显然是给害怕国资无限度扩张的民营企业家吃的一颗定心丸。
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事实上，国务院国资委官网于10月31日登载了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10月20日出席全国国资监管政策法规暨指导监督工作座谈会时所做的讲话，其中对三中全会的国企改革思路已有吹风，黄淑和说道：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出新的部署⋯⋯要牢牢把握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改革方向，立足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以资本为纽带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夯实国有企业作为合格市场主体的体制基础。
如果允许非公资本持股国有企业形成混合所有的股份制公司，则按照市场标准给予员工和经理人相应的薪酬待遇和薪酬结构和水平，以及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允许员工持股，也应是题中应有之义。有接近国务院国资委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原中石油和国资委负责人蒋洁敏案明朗后，针对性的反思与亡羊补牢的政策完善或将展开答：从 2007年左右开始，中国的基尼系数增长的非常快，前段时间，中国国家统计局也公布了一个非常高的基尼系数，而西南财经大学的数字更高。而在现实中也是这样的，他们极大提高了农村医疗保 险的覆盖面，这个过程并没有对既得利益集团有任何的冲击。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历史比较的结果。问：但是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非常高，每一次都引发人们的讨论。我觉得这种对贫富不均的容忍在中国历史上是有根源的。我们在调查中问了这个问题，认为其他人如果能够致富也有助于自己致富的回应者比那些持相反 意见的人，即认为其他人致富减少了自己致富的可能的人多出四倍。
很多中国人在经历了毛时代的社会主义，也经历了市场经济之后发现市场竞争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公平。但是现在仍然有很多挑战，比如说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根据我们目前有的两个统计，中国人的态度至少在2009年还没有表现出来将会出现转变。这两个统计里面有很多可比项，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评价都是提升的。
物资上的不平等是很容易解决的，中国政府现在有很多钱，也有很强的行政能力，如果他们要通过这些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远比美国及其他政府做得更快。所以我们在2009年的统计里面设计了一个问题，问他们和五年前相比，你的生活有怎样的变化。可这背后有两个问题：首先，中国的贫富差距到底严重到了 什么程度？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当下的贫富差距是什么样的态度？而后者恐怕才是更能直接回答与社会稳定相关的问题。问：你第一个统计是在2004年做的，已经快有10年了，你觉得到了现在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 答：其实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就有一个类似的统计了。他们更关心的是和自己身边的人相比，和自己以前的生活相比，现在的生活变得怎么样了。但是程序正义就不那么容易了，比如这需要有更大的新闻自由，更独立的司法体系，独立的反腐机构， 以及更为有效的对权贵们的违法行为的起诉手段。
我们也有相关问题是衡量人们对政府在减少贫富差距方面的态度，在这方面，人们的态度变得更 加批评性了，人们认为政府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比如为失业的人提供工作，为教育提供更多的资助等。问：你刚才讲到程序正义的问题，也讲到了毛的时代，那么也就是说在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上，更关键的是游戏规则的公平？ 答：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黄亚生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应该让这个社会所遵循的原则首先变得公平起来。
如果你在经济上特别成功，当局可能会过来把你抓起来，没收你的财产。 提起当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无论是学者的论 述，政府官员的讲话，还是新闻媒体的报道，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论点基本一致：目前的差距已经非常严重了，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
但是我不知道在接下来的统计中是否已经发生变化。在过去如果你在农村，你就根本没有资格去和别人竞争。
这已经是非常流行的观点了。而经过统计学处理之后的数据比较也显示，中国人对于贫富差距的态度在2009年也并没有比在2004年的时候更加 负面。要么送到一些城里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但是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可能并不高，而且政 府可能会时不时关闭这些学校。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情况并不是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而是穷人变富，而富人则富得更快。
而这本书恰恰也是研究美国的意大利人贫民区社会结构的。很多人认为都是在提高的。
怀默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经典的子承父业。怀默霆的父亲是美国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他的巅峰之作《街角社会》(Street Corner Society)至今仍是社会学经典之作，商务印书馆曾将之作为汉译名著系列之一译成中文。
比如如果你在毛的时代出生在农村，你想通过到城里面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的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这对政府来说，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 答：这 意味着两点。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早在十多年前便决定对中国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进行大样本、长时段研究。怀默霆曾于2007年至2008年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代理主任。现在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中国的机会平等问题。问：关于贫富差距另一个人们更加关心的话题就是这是否会引发社会不稳定。
一般来说农民工子女只有三个选 择，要么送回农村，由祖父母来照顾，这样对于孩子的成长肯定并不是特别好。从我的研究中我觉得，总体上来说中国人并不对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表示愤恨， 相反，他们欢迎这个差距。
和媒体上描述的仇富以及心怀愤恨等形象大相径庭，怀默霆这本书中的数据勾勒出的是一群乐观向上，且坚信只要勤奋努力，最终就会致富的中国老百姓。但是如果旁边那一道一直在移动，而我这一道一直不动的 话，我将会变得十分愤怒。
比如说双向车道都堵在了波士顿旁边的一个隧道里，如果我看到我旁边的车道开始挪动了，我是什么心态？这个理论认 为，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会觉得愤怒，相反是觉得有希望了，因为我觉得我这一条车道也会很快挪动。现在有很多人对中国前一届的胡温政府有很多批评，认为他们没有能够成功解决中国的诸多问 题，和谐社会也没有带来多大的变化，基尼系数仍然在提高。